诗不是苦吟出来的，而立意与词语之选择为诗人最基本之素质。诗之意象乃灵魂瞬间之择取，至于推敲字句非作诗之法。只有读古人书始能幻化诗人之灵魂。诗本身超越时空，并非眼前事。

诗忌讳直接抨击时弊，其愤懑倘不借助于意象，多有失于温柔敦厚。刺世不是诗之本务，启蒙与教化乃是。文乃诗之特质，辞藻须雅驯方可寄意。写诗不可大力推广，诗教可也。多数喜欢诗者不能成为诗人。诗于灵魂之界定是严格的。

诗之传承是唐宋真气之传承，即中正气度之养成。而野气戾气纤弱气自不在其中。先把中国之精神贵族找回来，真气就在那里。文以载道，诗复如此。否则情理皆无来处。凭借人性中所固有之理和情是不够的。

诗人是悲天悯人的，其为一种襟怀。不是仅仅写几首农民工或悯农诗就是悲天悯人。其所关注不仅仅是生命个体。否则会降低诗之整体品位。诗人眼中应是生命之真谛。诗之题材固然关注世间大悲苦。大悲苦是什么，就是生与死。生与死才是诗人取之无尽之题材。所谓内和外，先要明生死这个内，诗人之眼睛本应朝这个内。纭纭众生的那个外，难道还需要用眼目？

诗本似酒，其唯醉人而不饱人。故其非救时弊，论事非之载体。古有朋党论而无朋党诗，即使元佑党人亦少有以诗论战者，其非诗料也。写诗思路当远，用笔当虚，不可仅囿于目前，囿于目前则匮乏。我有写鸡小赋，则言：饮河姆渡之清流，啄半坡村之稻谷。两句言尽养饲历史。写梦则言：“恍忽兮， 神游于太虚之上；恍忽兮，富贵于衾枕之间。每怀三生之怨，尝尽一世之欢。悲喜有凭，周公会解；瑰诡无据，方士难圆。性本属空，应近慧觉；念犹生妄，未远愚顽。”

诗者必先雅人雅言雅态也。文心已具，雅自来也。未有食肉相而有清雅之诗者。故诗能改变意态，意态亦改变诗性。诗者本为哲人，故必当明道。故古之诗人先为士者而后为诗人。必得先从愚氓中脱落出来，否则何以教化群伦。

为诗者不可有玩诗之心，以为消闲以为戏谑，诗人当有长垂青山简册之志，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。当今诗词语境流俗甚嚣，其乃为诗之大障碍。诗人以些微雅言终难挺起文化传统之大厦。故精英文化必当精英主持，正如唐之有张九龄宋之有欧阳修。

当诗之感觉和声律找到后，就是思想之整合与纳入。前修只予以思想之启迪，不予以现成。故立意永远属于个人，诗之高下亦在乎此。诗之善境为深稳，须尽平生之力。今人犹当于深字处用心。否则四平八稳反成习气。诗忌平庸，于事物之认知宁可稍稍偏执，偏执处每为思想之蕴酿与行藏处。

风骨为诗之最高格，其与时代风貌因果。倘从此尘氛之世见风骨，直须慎独与傲岸。为诗者之思想来源于先哲与宇宙成化。亦之于俗世之冷眼及不断反思甚或反叛。写诗乃明道，或曰家国情怀。

诗如人面，应忌枯槁寒俭。虽然文憎命达，而枯槁寒俭自无远神，远神缘乎生机与丰盈。故诗之取材，题意， 旨趣亦当各有取舍。国画求变水变墨， 水不变不醒，墨不运不透。诗亦如是， 词便是水，意便是墨。水墨交融适度始为韵为透为力。此三字须得一生功夫。

从诗意之表达观照，词语无所谓浅与奥，达意已矣。然则诗文必以文采，文心雕龙曰：源奥而派生，根盛而颖峻。义生文外，密响旁通，伏采潜发。故诗文以文远，丽句深采并流，如是，方可谓佳善。诗者，以文情为生之人也。其思理为妙句，陈情为人伦，倘世之无诗人将黯然失色也。诗之主体精神为冷色，古人以为文必虚静，其贵为澡雪。今人诗多为暖色，亦徒然劳情矣。西人言悲喜剧，虽自浅解，其义理与我诗国同。

诗者，家国才略之人也。其必以邦养之而用乎邦。古代任武而文士不绝，故所谓盛世，必当文之盛世也。诗若沉稳乃能渐入高境。初学者尝为小清新，即小情小景小心智小顽皮。以为本源于王维孟浩然韦苏州。其实王孟何不从沉厚中化出。而苏子言孟夫子之才短，亦自有由矣。

诗体中无论古风抑或近体歌行， 无不是意理之有序安排。譬如律诗之起承转合，序即是理。中国诗书画皆有其序，时空高低远近构成境，即序。亦如阳明子心学所言：言语无序，亦足见心之不存。而心之本体为性，性即是理。倘若诗语中思维无序亦即无心无理。

金讲成色，诗亦如是。精金所以为精，但以成色足。诗只有成色足方可谓精金美玉。而诗之成色本乎心灵之成色。子曰：人而不仁如乐何？制礼制乐必具中和之德，声为律而身为度者。诗者，本乃制乐之人，倘内心不具中和之德，殊难制乐也。陈拾遗有论，求诗文于诗文中，末矣。必当深于经史百家， 以厚其基。

诗有两端，曰诚曰伪。自私用智便为伪。此伪非写事间万物摹仿之不真，乃为道情之伪。譬如其无德而歌之，亦乱人之明也。诗者之责乃为力拯群迷，故诗者必乃自醒之人也。其以韵律涵养栽培心灵之方，即所谓诗教。